西方有的发达国家通过殖民掠夺的大量财富，完成了资本积累，这是历史事实。但西方发达国家并非单纯依赖殖民掠夺起家，其发展历程中结合了殖民掠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多重因素。
15世纪至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通过殖民掠夺获取大量黄金、白银等资源，但这些财富多用于战争消耗或奢侈品进口，未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通过殖民掠夺获得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但本土物价上涨400%，导致产业竞争力下降。
英国等国通过农业革命、圈地运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同时，制度变革，如光荣革命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例如，英国通过《印花税法》等政策调整促进了殖民地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全球贸易体系。
西班牙、葡萄牙葡等国将财富消耗于战争与奢侈品，而英法等国通过技术积累和制度优化实现生产力跃升。例如，1750-1820年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47%，同期西葡仅将5%的贵金属用于本土产业。这种路径差异导致英法成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而西班牙、葡萄牙陷入“财富悖论”。
掠夺性财富积累的不可持续性，在历史进程中已形成鲜明对比。仍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例，两国在16世纪通过殖民掠夺大量攫取美洲金银，短期内积累巨额财富，但未能将资源转化为制度创新或技术升级的动力，最终因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空心化而逐渐衰落。
相比之下，法国在非洲的资源控制虽带来短期利益，但缺乏技术垄断能力，导致财富积累难以持续；而多数发达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后的制度创新如专利保护、资本市场以及技术升级如机械化生产，实现了从资源依赖到知识驱动的转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种差异揭示了掠夺财富的脆弱性——它可能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却无法构建长期竞争优势；唯有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才能实现财富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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