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长江全面禁渔的文章来分析
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回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回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执著，一年一年，一桶一桶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袁劲梅教授说，“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有关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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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7日，研究人员在长江上划着小船采集水样，并希望找到白鳍豚。白𬶨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淡水哺乳动物之一，目前已确定功能性灭绝。
2026年2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文章，引起中共官媒很大的关注和赞赏，更成为2026年两会代表的热门话题。笔者认为中共大力吹捧的主要原因是：长江全面禁渔十年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习近平亲自指导的工程烂尾居多。但是在长江全面禁渔刚刚施行一年时，中共农业农村部就宣布，水生生物资源已经出现了恢复迹象。这次中科院的文章称计划实施三年后，生物多样性的衰退已被遏制，一定会圆满收官。
笔者认为，《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一文，真实反映了中国科学研究中年轻一代的水平，基本功不扎实，顺从中共的高压政治统治，为中共既定的目标服务。他们不能像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那样，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老老实实地做研究，而是希望在短期内出成果，出大成果，获取个人的最大名利。
长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这里曾经生活着四百多种鱼类，其中一百七十多种为长江特有，22种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生物。长江面临的是淡水生物多样性衰退危机，一些特有的、具有保护价值的物种已经灭绝，包括白鳍豚、长江鲥鱼、长江白鲟，还有许多物种濒临灭绝。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摆明问题，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和长江特有鱼种的现状和问题，分析和寻找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一文中对造成造成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只是一笔带过（Among the primary contributors to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are the multiple interactive impacts of fishery overexploitation, dams causing flow regulation and fragmentation, habitat degrada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from sand mining, industries, navigation activities, and land conversion for agriculture and urbanization）。文章中提到有九大原因，即
——渔业过度捕捞
——水坝造成的流量调节
——栖息地破碎化
——采砂
——工业
——航运活动
——土地转为农业用地
——城镇化造成的栖息地退化
——水污染
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长江十年全面禁渔令，只是针对九大原因中的渔业过度捕捞，而对其它八大原因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正如法国图卢兹大学的教授塞巴斯蒂安‧布罗斯（Sebastien Brosse）教授（也是该文的作者之一），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指出的，水坝建设，尤其是像1981年修建的葛洲坝以及2000年代初的三峡大坝，都对长江流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葛洲坝、长江三峡大坝之后，又建造了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观音岩等十余座大型大坝。目前长江流域有接近五万座水库大坝。2021年12月23日《中国农村网》发表《“十年禁渔”护长江》的文章中承认，长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生活着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170多种为长江特有。然而，上世纪末，由于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等高强度的人类活动，长江流域生物完整性指数几乎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生态系统濒临崩溃。
就连新华社在2025年8月1日发表的文章中也承认，拦河筑坝、航道整治、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
关于已经开工建设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中共则是采取贬三峡工程而捧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的做法，说据称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采用“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无需建造像三峡工程那样的高180米的大坝，坝后形成1,084平方公里的巨型水库淹没区，这显着降低了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生态多样性的破坏。
受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科学研究中年轻一代显然是顺从中共的高压政治统治，自愿为中共既定的目标服务，具体的做法，就是只挑选所谓的成绩来讲，不谈还存在的问题。具体到这篇文章，就是讲长江十年禁渔在三年中的所谓成绩，不谈还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的题目《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就凸显了取得的所谓成绩，所谓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而忽略了珍稀濒危物种灭绝和濒临灭绝的现状依然十分严峻，灭绝的风险没有被遏制。
据说中共有一个长江稀濒危水生生物拯救行动计划，最终确定的保护目标为中华鲟、白鲟、长江鲟、胭脂鱼和圆口铜鱼这五种珍稀鱼种，措施包括放流、禁渔、建立鱼类自然保护区等。到了实施长江全面禁渔十年计划实施之后，这项拯救行动计划就变味了，变成了“有效推动落实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水生生物拯救行动计划”。中共政府采取偷换概念的方法，将中华鲟、白鲟、长江鲟、胭脂鱼和圆口铜鱼这五种珍稀鱼种变换为“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为什么更改拯救行动计划的保护目标，这是因为白鲟已经灭绝，胭脂鱼和圆口铜鱼也不见踪影。可以说，原来的拯救行动计划已经失败。
1988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原林业与草原局和农业部于1989年1月14日由首次发布并实施，国家重点保护分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白鳍豚名列最高保护等级一级。2021年5月5日，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长江江豚等65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一级。如今，中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治礼认为，长江江豚是目前长江中唯一的淡水鲸豚类动物，长江江豚成为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可以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从张治礼的表述中可以看到，1988年就已经名列最高保护等级一级的白𬶨豚已经没有了，长江淡水鲸豚类动物只剩下江豚一种了。在实施长江全面禁渔十年计划之后，长江江豚也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一级。1990年之前，长江江豚的保护并没有得到重视。在1990年之后，长江江豚受到重视主要是沾了白鳍豚的光，它们同属豚类。江豚科考是2006年第一次开始，当时普查数量1,800头。
2017年7月24日中国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了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结果显示：2017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12头，其中长江干流445头（2012年505头），与2012年相比略有减少但无显着性变化；洞庭湖110头（2012年90头），相较2012年略有增长；鄱阳湖457头（2012年450头），维持相对稳定；从江豚的分布来看，整体分布模式保持不变，干流种群向更好的栖息地集中。总体来看，种群数量极度濒危的现状没有改变，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一文中写道：“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被扭转。禁渔后，监测区域的鱼类物种数量（物种丰富度）平均增加了13%，同时物种分布的均匀度也提高了7%。这意味着长江里的鱼类“朋友圈”在扩大，生态结构变得更稳定。
请读者注意，2012年长江干流、洞庭湖和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2017年为1,012头，一共减少了33头，减少3.2%。其中长江干流从505头减少到445头，减少了60头，减少11.9%；洞庭湖从90头增加到110头，增加了20头，增加22.2%；鄱阳湖从450头增加到447头，增加了7头，增加1.6%。
研究团队认为，一些标志性的珍稀物种开始显露生机：长江鲟、胭脂鱼等在人工增殖放流辅助下的物种，数量有所增加。此外，圆筒吻𬶋等并未作为重点放流对象的濒危鱼类，也出现了恢复迹象，说明禁渔对整个濒危鱼类群体都有普惠性好处。长江旗舰物种江豚，作为长江中唯一的淡水哺乳动物，其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445头增长至2022年的595头，增长了约三分之一。这得益于禁渔带来的食物增加、误捕死亡和船只碰撞风险降低。
文章的作者专门跳出长江干流的数据，掩盖长江的总体数据，就是要突出，长江干流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445头增长至2022年的595头，增长了约三分之一这个巨大的增幅，以此来彰显长江全面禁渔三年的伟大成果。但是长江三个区域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并没有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约三分之一。
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2022年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其中，长江干流约595头、鄱阳湖约492头、洞庭湖约162头。与2017年1012头相比，5年数量增加23.42%，年均增长率为4.3%。
2022年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时，从2021年1月1日开始的长江全面禁渔才实施一年多，怎么能够把长江干流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增长了约三分之一的成绩，全部计算到长江全面禁渔十年计划的头上呢？
从进行的几次长江江豚科考结果来看：
2006年：1,800头
2012年：1,045头
2017年：1,012头
2022年：1,249头
2022年的1,249头只是2006年1,800头的约三分之二。如果说，2017年生物多样性衰退已经得到遏制，那么2022年是这个势头的继续。怎么能够说：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
《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的作者深知英文表述与中文表述的不同。《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结论的中文翻译如下：“类似的保护措施也可应用于湄公河和亚马逊河等河流，提高可持续水产养殖产量或许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人类蛋白质需求的担忧。全面禁渔可能有助于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但这完全需要后续努力来支持可持续渔业的恢复。这还包括减少其它损害栖息地状况、连通性、水质、流量状况和其它关键河流属性的压力因素。本研究中关于长江的结果令人鼓舞，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时代，支持大规模修复工作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决策有助于扭转过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并为自然和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而英文原文的意思是：类似的保护措施也许可以应用于湄公河和亚马逊河等河流，提高可持续水产养殖产量或许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人类蛋白质需求的担忧，也许不可以，作者不能确定，但抱有美好的希望。全面禁渔也许可能有助于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也许不可以，但这完全需要后续努力来支持可持续渔业的恢复。这还包括减少其它损害栖息地状况、连通性、水质、流量状况和其它关键河流属性的压力因素。本研究中关于长江的结果给人以希望，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时代，支持大规模修复工作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决策可能有助于扭转过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并为自然和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段总结中，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使用的是虚拟助动词，如could、might、may。在这里，虚拟助动词的作用是表示了作者的主观、美好的、符合领导要求的愿望。而作者是对中文翻译中所展现的结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说，他们是精致的利益主义者，既要名利双收，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
记得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系袁劲梅教授在她撰写的《父亲至死，一步三回头》一文中回忆了她父亲——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袁传宓。
袁劲梅教授写道：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州坝开始。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笔者注：谷庆义教授）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没用。”老谷说。“鱼不从过鱼道走？”父亲问。“不走。”老谷说。“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着三个研究生去了葛州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于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回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回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执著，一年一年，一桶一桶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袁劲梅教授说，“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有关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笔者以为，《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一文的作者们，听到袁传宓、周开亚（一生致力白鳍豚保护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人的故事，他们只会说，这些人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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